何种革命卡扎菲之死及其身后

何种革命？ 卡扎菲之死及其身后

从2月份班加西首义至今，长达8个月的利比亚内乱终于结束，这不能不感谢利比亚反对派们的坚持与牺牲，也归功于北约提供的7个月空中掩护。当然，最终结束这一切的，还是卡扎菲之死。只有他的死亡，才标志着42年政权的终结，和一个新利比亚的诞生。　　不过，围绕他的死，却产生了许多奇怪的议论。这些天来，国内的主流媒体和微博上都出现了一种声音，声称卡扎菲死于乱枪下、尸体被反对派战士们当作合影纪念品而毫无尊严，彻底暴露出利比亚革命的暴民性质。在宣布利比亚全境解放后，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关于引进伊斯兰法律关于一夫多妻的规定、伊斯兰银行做法的讲话，也令利比亚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公众开始对利比亚的伊斯兰化前景忧心忡忡。　　的确，卡扎菲如此死于“暴民”枪下，而未接受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可能影响着利比亚的民主转型方向。试想，尽管可能旷日持久，但是如果卡扎菲在法庭接受审判，那么，这次利比亚人民起义过程中被卡扎菲部队屠杀的受害者及其家属、1996年卡扎菲在的黎波里附近监狱大约1200名大屠杀受害者家属、1988年卡扎菲制造的洛克比空难的家属们，还有卡扎菲家族数千亿美元海外财产的证人们，先后在法庭上出庭质问、作证，那将是对全世界、还有中国人民多么生动的一场教育，也必定有助于利比亚的转型，防止新的独裁和专制。　　不过，利比亚人民可能并不在乎卡扎菲如何死去。最近一期《时代》周刊刊发了文章，指卡扎菲42年的统治已经奴役了整整两代人，利比亚人民根本不在乎他是否死得有尊严，因为人民已经有太久的时间没有享受到尊严了。从班加西人民街头起义的那一刻起，卡扎菲就已经被宣判了死刑，在越来越多加入起义者、反对派、街头抗议者阵营的利比亚人民心中，对卡扎菲的审判早已结束，卡扎菲的命运也早已确定。唯一可叹的是，这位亲手废黜了国王、废除了官僚体制而代之以人民委员会的独裁者，也因为亲手废除了法律体制而令今天的利比亚过渡政府事实上难以召集胜任的法官、检察官进行一场对卡扎菲的审判，而自我预设了人民的近乎野蛮和戏剧性的审判和执行，为那么多“程序正义控”们所不喜，却凸显了手机、互联网这些人民媒体在利比亚革命中的解放意义。　　也就是说，虽然外界可以苛求利比亚的义军们没有严格遵照战争法来对待被俘的卡扎菲，但是，卡扎菲自己应该为他在利比亚境内废除法治而代之以家族统治、部落统治而负责，更何况整个镇压和内战期间，忠于卡扎菲的政府军始终在不分区别地射杀平民、屠杀义军战俘，犯下累累战争罪行和反人类罪。在如此行径下，“不想让卡扎菲活着离开”不仅是那位当场射杀卡扎菲战士的想法，也不妨看做600万利比亚人民的心声，一个原始的正义复仇也许正是重建正义、法治和信仰的起点。　　处于同样的情境，我们同样可以理解过渡委员会贾利勒对伊斯兰法的呼唤，利比亚需要重建法治基础，而伊斯兰法显然是最为可靠的重建依据，在共同信仰的基础上重新凝聚各部落、各派别的法律共识、重建社会秩序。那么，传统法律中对夫妻制度、银行制度等等的规定，就不值得大惊小怪。须知，即使在实行伊斯兰法的地区，一夫一妻制仍然是主要的现实生活场景；伊斯兰世界的银行运作体系效率之高、专业化程度在银行界内也是共识。全球化时代，民主制度和世俗生活有着强大的吸引力，足以确保利比亚的转型的方向。　　所以，我们才看到，贾利勒很快就试图撇清外界的猜疑。事实上，早就有情报指出，反卡扎菲的义军里虽然混有许多前“基地”组织成员，但是并不代表极端主义的渗入，却相反，代表着这些“基地”成员们正在放弃极端主义，而选择了更为世俗的革命方式。突尼斯上周刚刚结束的大选结果也表明，温和的政党代表着大多数。即使如火如荼的埃及大选，兄弟会支持的正义党也早早表明了它的温和主义立场。自“9?11”以来，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也在反省原教旨主义，从2005年开始的变革风潮就已经宣布了拥有新社会基础的“政治伊斯兰”的形成。今年以来的北非革命不过是这场反思的继续，在美国奥巴马政府年中宣告“反恐战争结束”的同时，开启着该地区的新历史。　　只是，这场革命的爆发，完全超出人们的想象，特别是那些永远只盯着文明冲突、教派冲突、石油政治等等传统地缘政治教条的保守者。而利比亚的民主转型，乃至整个中东、北非等地的转型，不仅系于突尼斯、埃及的民主选举和政党政治、利比亚的过渡与转型，还系于可见未来的一系列变化：美军正式撤出后的伊拉克局势、即将摊牌的叙利亚形势、巴勒斯坦的入联、也门的战斗、沙特阿拉伯的微妙变化，以及伊朗未来的革命。　　其实，如果将今日中东变局回溯到1979年伊朗爆发的那场革命，甚至更早至1968年欧洲与北美的学生运动，就不难发现，不断的社会革命可能才是永恒的主题，它是所有既往制度，社会文化、资本主义，或者全球化，都要最终面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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