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后的世界变好了吗

危机后的世界变好了吗?

过去5年，得益于大规模的财政和金融刺激政策及各国政府的携手努力，世界有效避免了从金融大危机到经济大危机的演变，但危机的病根至今仍未根除，要标本皆治，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新一轮的改革。　　金融危机爆发整整5年了。过去5年以来，世界各国的政府、企业界、学术界为应对危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世界因此而变好了吗？世界记住了金融危机的教训而变得更明智了吗？　　事与愿违，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世界并没有深刻地反思危机，从而通过积极的行动、深刻的改革避免类似危机的重新爆发。应该说，危机爆发5年了，但世界并没因为反思危机而变得更好。　　治标给力，治本不足　　回顾过去5年的金融危机应对史，最大的成功在于山呼海啸的金融危机并没有演变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大危机，上个世纪2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没有重演。与大多数人5年前的担忧相反，世界经济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已基本上恢复了正增长，应该说，大多数国家并没有爆发经济危机。　　为什么世界有效地避免了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演变？显而易见，大规模的财政和金融刺激政策以及各国政府的携手努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恐怕也是二战前的那次经济危机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最大启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首先是英国政府迅速以国家信用为担保，大手笔为私营的金融机构注资，驰援市场。美国虽然发力较晚，但救市力度却远超英国。美联储不仅以史无前例的力度大规模购买美国国债及以其为抵押的金融衍生品，还直接注资于花旗、美国国际集团(AIG)等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在财政方面，美英政府更是通过削减工资税、联手加拿大政府直接购买通用汽车75%股份等一系列行动拯救市场。　　这一系列行动被部分学者标注为“凯恩斯主义”之举，事实上，这些救市行为的手段和力度都远远超过了凯恩斯当年的想象。凯恩斯只不过是强调财政政策要积极，要在所不惜，他所没有想到的是，中央银行的政策也会如此重要，如此奏效，央行可以直接印刷钞票购买金融产品，而不仅仅是借手于降低利率这一在凯恩斯看来毫无实效的货币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今年8月23日在美联储杰克逊霍尔会上高声直呼，过去5年的英雄是世界各大央行，它们的非传统货币政策拯救了这个世界。　　应该说，这一场救助行动的始作俑者是英国政府，而最有力的推手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美联储从来没有跟美国财政部如此密切，白宫首席经济顾问萨默斯也从来没有如此露骨地支持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一切都将载入史册，供未来的经济史研究者咀嚼回味，而我们这一代见证者，恐怕绝大多数还没有意识到这场救助行动的超常历史意义。　　国际货币的巨大优势史无前例地体现　　金融危机后，为什么是作为震源地的美、英两国在发达国家中率先走出衰退？而且，美国的经济恢复情况在这些国家中是最好的，其房价近一年连续不断上涨，居民消费在恢复，一些失业率指标也在下降。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本质性原因就是美元和英镑的国际地位，尤其是美元的霸主地位。　　美国是全球第一大国际货币的发行国，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的国际地位不降反升，超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未带来国际金融市场对美元国际地位的怀疑。这种超稳定的国际信用，直接使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成为美国资产价格上涨的隐形催化剂。而美国资产价格上涨，尤其是股市上涨并再创历史纪录，直接帮助了美国的金融机构和家庭修复其资产负债表。这就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经济恢复最好的公开的秘密。　　设想下，如果印度和巴西是这场危机的策源地，而它们也效仿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必定会导致本国汇率大幅贬值，进口成本迅速提高，通胀高企，资金外逃，金融机构破产，金融环境恶化，其结果无异于火上浇油。　　世界因为量化宽松及英美超大规模财政扩张政策而变好了吗？　　仅仅从避免经济危机这一角度来看，各国的应对之策也许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果我们追问一下这场危机的根源消除了么，则答案非常简单，那就是世界各主要国家还远远没有找到或者开始推出根除金融危机根源的措施，美国首当其冲。　　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无非是两条。第一是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不力。虽然美国在金融危机后推出了《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但该法案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大幅提高各金融机构的自有资本比率，也没有从本质上限制超大规模金融机构的发展，更没有起到在金融市场上保护消费者、让信息充分披露的作用。它仅仅是一部繁文缛节、让金融交易成本迅速提高的法律 。在美英等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监管不力的本质其实是猫的能力不如老鼠，即监管部门人员的能力远远低于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那些拿高工资、高奖金的从业人员。优秀的人才涌向了金融界第一线，留下来二流三流的人员进入监管部门。基因有缺陷的猫怎么能够抓住健硕而机敏的老鼠？这是金融危机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一个基本原因。　　第二，社会矛盾并没有缓解，欧美等地50%以上的公共财政必须流向社会福利等赋权性支出，而政府所能削减的仅仅是用于科研、基础设施等方向的可支配性支出。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由于国内政治纷争，没有在赋权性社会福利的开支上进行任何的削减，而仅仅削减了政府的可支配支出。可支配支出不仅在政府的总支出中所占比例低，而且往往是能够提升经济竞争力的必要开支，比如高等教育和科研。毫不夸张地讲，美国在公共财政方面的改革没有任何进展，金融危机的病根仍然潜伏在身，可以预计，未来3-5年来自于美国的金融市场的动荡仍然不可避免，这轮动荡的导火索将是美国公共财政情况的恶化。　　中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及时推出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与此相辅的是高达20万亿元的货币存量的扩张。财政刺激政策和货币扩张政策及时地逆转了中国经济下行的态势，迅速让经济恢复两位数增长。但是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一些体制性问题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的5年里仍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缓解，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仍然过多，司法体制的独立性远远不足，贪腐现象仍然普遍。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同美国面临同样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在危机之后标本皆治，推进改革。　　中国誓言改革，欧洲艰难前行，新兴经济体备受考验。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有希望在全球范围内拔得改革的头筹。当前，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受到世界瞩目，一系列涉及面广泛的改革措施正在社会上热议，政府内部已经对这些改革提出了初步方案，并广泛征求意见。不同渠道的信息都表明，改革的决心在过去十几年来从未如此之大，改革涉及面之广、力度之强也是过去十几年所未见的。改革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的主题词。　　欧洲也在进行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恐怕是这一轮金融危机最大的、长远的受益者。通过这一轮危机，欧洲人看清楚了货币统一，但财政不统一、金融监管不统一等带来的弊病，也更加坚定了欧洲一体化的决心。这一轮的改革中，欧元不会倒，欧洲金融监管体系正在统一，财政政策统一也正在热议，统一的欧洲能源市场、电网、通讯网络等讨论都在积极推进之中。笔者两个月前参加了在意大利北部科莫湖召开的、有“欧洲达沃斯”之称的安博思论坛，与会人员包括欧洲的政府人员、学者、企业家，大家在需要通过改革进一步统一的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有迹象表明，欧洲统一的步伐将加快。经过3到5年的调整，欧洲的经济将有可能恢复到稳健增长的轨道上来。　　新兴市场国家正在经受考验，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已经引起了金融市场对新兴市场如巴西、印度的深切担忧。这些国家毫无疑问将经受金融冲击的洗礼，并不得不推出新一轮的改革措施。美国虽然经济恢复快，却是今天世界经济恢复最大的、中长期的不确定因素。美国重振雄风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也不在于如何用好自己的新能源，更不在于自己的量化宽松政策如何退出，其根本在于公共财政体制能否进行深刻的改革。通过调整社会保险、增加一部分税收、削减一部分社会开支，将基本财政赤字从目前的6%降低到3%以下，重新回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格局。其当前基本财政赤字在6%以上的格局是难以维系的。　　总之，危机5年了，世界并没有因为危机而变好，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得以避免，但是金融危机的根源仍没有消除。世界经济要真正走向繁荣，有赖于各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新一轮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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