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让我坚强地活下去-【zixun】

大卫·格罗斯曼是以色列视角最敏锐、最具才华的小说家之一。他的作品显示出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他更以自身行动传递出祖国人民的愿望。他的近作《直到大地尽头》在以色列一经问世，便被公认为是至今为止其文学生涯的巅峰之作，随即席卷了英语国家各大畅销排行榜。《直到大地尽头》宛如巴赫小提琴独奏组曲一样深刻庄重，虽不是一部易读的作品，但读过者无不动容。

您在书中描写了一位母亲，在儿子入伍奔赴前线后，为了“躲避”可能登门的殉职通知，离家旅行；然而2006年，就在您即将完成这部作品的时候，您得知年仅20岁的小儿子尤里在与黎巴嫩爆发的军事冲突中身亡，您的经历与您的构思惊人地相似。那么，在悲剧发生前后，写作是否促使你去思考常人不敢想之事？

文学本身就是用文字去描绘常人不敢想之事，哪怕事件本身并没有描述的那么痛苦。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想去探究、去了解一切事情。那时，我的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们在我面前都绝口不提大屠杀；而这种缄默使我感到困扰，我所读过的关于大屠杀的书没有回答那些简单而基本的问题。我必须要提出这些问题，用自己的话语加以解答。

您书中的主人公选择了逃避，“直到世界尽头”，就像这本书的题目一样。那么现实中，您不会选择沉默逃避吧？

我不会，我没有这方面的勇气。沉默让我害怕，尤其是对某些禁忌话题的沉默。沉默带来的压抑会随着时间而膨胀，早晚有一天会爆发。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将事情说出来。当我的两个儿子接连上了战场后，同大部分以色列父母一样，我非常焦虑。于是，写作便成了我在思想上与小儿子尤里最好的交流方式。这本书反映了我的祖国目前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我们为孩子们感到担心，同时也为自己感到担心。这种恐惧是真实存在的，因为我们在拿生命当赌注。在得知尤里出事前，我已经在这本书上花了3年零3个月的时间。尤里7日服丧期结束的第2天，我又重新拿起了笔。这是我惟一能做的事情——写作，将让我坚强地活下去。

你是否通过写作，用生命对抗着死亡？

确实。绝望有一种引力，就像是地心引力那样。悲伤会将你带向低谷，让你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尤里的不幸使我的生活变得面目全非。如果我自暴自弃，任由绝望拉扯，那今天我可能会失去一切。我已经失去了儿子，我不想再失去自我。直觉告诉我要继续写作，于是我回到了作品创作里，回到了那个我熟悉并能够驾驭的世界里。正是写作，让我摆脱了一个消极的受害者的命运。我没有被打垮，我在创作，我选择活下去。

您是怎样为这本书选题的？

我想讲述以色列人的生活，又不想谈及政治或是恐怖主义，这些可怕却又无法避免的问题。因为生活中最大的挑战远非这些，而是如何为人父母、为人兄弟、为人夫、为人妻，如何为人的问题。而在以色列，我们就像中世纪骑士的盔甲，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我们本应该去关心生活质量或去关注彼此的人际关系，而现在我们满脑子都是国家和它的疆土。我们的忧虑从最深处影响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就拿教育来说，我们抚养孩子长大，希望他们能够为人开朗、待人宽容，而不是玩世不恭和多疑。然而有时候，我们也会问自己：在以色列这样教育孩子是不是理智？我们费尽心思教育孩子们人性本善，却在18岁时将他们送上战场，这样做到底对不对？

在大多数以色列人眼中，巴以和平只是个幻影？

是的，巴以之间发生了很多可怕的事情，现在，双方都已失去了对彼此的信任。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仇恨对方，怀疑对方。大多数人理解该做什么，却在恐惧和伤痛面前望而却步。我们应该在炮火烧到橄榄枝之前，勇于放下武器。拖得越久，极端分子在各自阵营中攫取的位置就越大。1993年奥斯陆协议达成后，由部分巴勒斯坦人发动的一系列自杀式袭击减少了与温和派、尤其是以色列左翼党之间的斡旋余地。许多人感到自己被背叛了，而更多的人则责备自己太过天真。解决冲突之道，必须有勇气正视其存在，并考虑其复杂性。

这么说，作家恰为此生：将自己投射到对方的身体大脑中，这才是您的工作吧。

对于我来说，这也是写作的本质。我们处处经营，想要让一切尽在掌握中，然而生活岂能事事如意。写作就是在发掘捷径，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让我感到害怕，也可能吸引着我的不寻常的路。在我笔下，我可以是女人，可以是巴勒斯坦人，也可以是集中营的指挥官……在我的一本书中，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纳粹分子。这样，在处理某些具体情节时，我的思路会更加清晰开阔，更容易理解他做出的那些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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